1938年，民国经济学家张肖梅在调查报告中写下：“黔省负债之户，几占全省总数之百分之七十，以农民尤为普遍”，开阳县的佃农更是“几占百分之百”。这份冰冷的数据背后，是解放前贵州百姓在群山褶皱里挣扎求生的血泪图景——1944年威宁水灾过后，40岁的农民王有粮含泪卖掉三个女儿，换来的900元法币，在飞涨的物价中仅能买到15斤苞谷，一条人命竟抵不上五斤救命粮。
“天无三日晴、地无三里平、人无三分银”，这句老话道尽了贵州的生存困境。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，如今是吸引游客的壮美景观，彼时却成了锁住百姓生路的牢笼。王有粮家住在威宁深山的土坯房里，全家五口守着两亩贫瘠旱地，1944年的一场暴雨冲毁了田地，地里的玉米秆倒在泥水里腐烂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红土。全省可耕种土地本就稀少，43%的沃土还掌握在仅占人口5%的地主手中，像王有粮这样的贫苦农民，即便风调雨顺也难糊口，灾年更是只能坐以待毙。
折耳根、野百合、蕨菜，这些如今登上贵州人餐桌的“山珍”，在当年却是百姓的“救命草”。王有粮的妻子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挖野菜，回来煮成清汤寡水的野菜粥，三个女儿饿得面黄肌瘦，小女儿才六岁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爹，我要吃米”。即便如此，野菜也越挖越少，县城街头随处可见行乞者，饿殍倒在檐下无人问津，邻村的李老汉一家五口，就是因为连续三天没挖到野菜，全部饿死在土坯房里。
展开剩余63%为了活下去，借债成了农民唯一的选择，可等待他们的却是“阎王贷”的深渊。王有粮曾向邻村地主周扒皮借了10斤苞谷，没想到半年后竟要还20斤，还不上就拿田地抵债。彝族大地主安辉武在毕节、织金等地广置田产，放债时要求“借一还二”；遵义桐梓的刘老财更狠，高利贷利息高达5分，苗寨的阿牛借了5块银元，一年后要还8块，还不起就被拉去做苦工，每天挑着百余斤的货物翻山越岭，稍有懈怠就遭鞭打。
苛捐杂税与抓壮丁，更让百姓的苦难雪上加霜。国民党政府推行“联保联坐”制度，赋税多达50余种，军粮、日月捐、鞋袜劳军等摊派压得人喘不过气。王有粮的邻居张强，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，1943年被抓壮丁时，妻子抱着士兵的腿哭着哀求，却被一脚踹倒在地。张强被绑走后，田地荒芜，粮食绝收，妻子只能带着孩子沿街乞讨，最后在贵阳街头冻饿而死。1914至1932年，普定县仅壮丁就被抓走1826人，无数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。
民族压迫也在加剧矛盾。1945年从江县，侗族青年吴松的妻子因为不愿改装，被乡长带人上门打骂，吴松上前阻拦，却被诬陷“反抗政府”关进大牢，直到家人变卖所有家当才赎回。仡佬族聚居的大定县长石乡，农民每年要花四分之一时间给地主无偿劳作，60岁的仡佬族老人罗公，因为干活慢了些，就被地主的狗腿子打断了腿，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。1943年贞丰县布依族、仡佬族群众联合反抗，1948年遵义县汉、仡佬族农民打进地主家分粮，这些反抗虽暂时震慑了统治者，却难以改变整体的黑暗局面。
卖女那天的场景，王有粮记了一辈子。他抱着三个女儿在村口老槐树下等，商人来了后，大女儿紧紧拽着他的衣角哭：“爹，我不走，我给你放牛”，二女儿和三女儿也跟着哭。他狠心推开女儿们，接过900元法币，转身就往集市跑。可粮店老板告诉他，这钱只能买15斤苞谷，看着那一小袋苞谷，王有粮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，他用三个女儿的命，只换来了全家几天的口粮。
如今的贵州早已改天换地。2023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0913.25亿元，是1952年的2446倍；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817元，是1978年的136倍，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，192万群众搬出大山。从“天下第一贫瘠之地”到“大数据之都”，从卖女换粮到共同富裕，贵州的变迁印证了时代的进步。但我们不该忘记王有粮和他三个女儿的悲剧，不该忘记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先辈，铭记这份血泪史，才能更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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